（原标题：托马斯·曼的《魔山》）共享财富
文/冯新平
1912年3月至9月，托马斯·曼的妻子卡佳因肺部疾病在瑞士达沃斯高山疗养院休养。其间曼前往探视，因持续暴露于阳台潮湿寒冷的空气，罹患顽固性黏膜炎。疗养院顾问医师诊断其为结核感染——这一情节后被复刻于《魔山》中贝伦斯医生对汉斯·卡斯托普的误诊。然而曼并未滞留“魔山”，而是匆匆返回慕尼黑，当地医生却否定了结核诊断。历史的讽刺在于：卡佳的病症最终被证实存在误诊可能，而曼逝世后的尸检报告赫然显示其肺部确有早期结核病灶。
这段经历成为《魔山》的传记性胚胎，其思想根系则深植于曼此前的中篇《威尼斯之死》。前者描绘青年在疗养院死亡之舞中沉沦的寓言，后者书写艺术家在欲望与衰败间的悲剧性堕落。两部作品构成镜像般的双重变奏：当度假旅途邂逅爱与死亡，当智性灵魂臣服于病态迷恋，人类在毁灭的诱惑前显露出惊人的顺从。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托马斯·曼搁置《魔山》的创作。战争期间，他将笔锋转向政论，以《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等文激情捍卫德国立场。在文化认同的建构中，曼将腓特烈大帝塑造为实用主义化身，盛赞这位普鲁士君主“关注自然而非精神，倾慕文化而非文明”。
曼笔下的“文化”（Kultur）是土地血脉与神秘主义的共生体——它孕育神谕谶语、巫术狂欢、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与猎巫运动的癫狂；而“文明”（Zivilisation）则被定义为理性启蒙的冰冷造物共享财富，崇尚节制礼教与怀疑精神，对文化中的非理性基因始终持驱逐姿态。基于此分野，曼宣称德国代表野性未驯的文化原力，法国则象征过度精致的文明枷锁。
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并非曼的独语。当“颓废派”艺术家从血脉贲张的民族认同中汲取力量，曼的论述实则为整个德国知识界的战时转向提供了哲学注脚——在硝烟遮蔽的文学星空下，文化图腾终成精神壕堑。
托马斯·曼的弟弟海因里希·曼以鲜明的反战立场成为其思想镜像——他拥抱社会主义信条，推崇文明理性，将左拉奉为“文明知识分子”的典范，并激烈谴责法国军国主义分子。兄弟二人的对立犹如《魔山》的预演：海因里希化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塞特姆布里尼，高举启蒙火炬；托马斯则近乎精神虚无主义者纳夫塔，沉湎于德意志文化的神秘深渊。
1915年8月，托马斯在致保罗·阿曼的信中剖白创作初衷：“战前动笔的长篇以阿尔卑斯疗养院为舞台，借肺结核隐喻欧洲痼疾。其核心是政治教化：一个青年被迫与死亡这诱惑者搏斗，在荒诞与恐怖交织的仪式中，历经人文主义与浪漫主义、进步与反动、健康与疾病的辩证撕扯——但非为简单立场宣言，而是认知远征。”这封关键信件揭示小说原初的悬置姿态：当“幽默的虚无主义”成为叙事底色，思想天平已悄然倾向死亡魅影。
历史的戏剧性转折在1924年降临：11月《魔山》付梓之际，兄弟二人历经公开决裂后达成和解。此时托马斯对德国文化优越论及战争正当性的笃信，已在岁月淬炼中发生深刻修正。那部诞生于思想鏖战的小说，最终成为和解的见证者与超越者。《魔山》堪称一部庞杂的现代史诗，熔铸但丁式地狱寓言与欧洲现实主义、日耳曼神话谱系与智性辩论、成长小说结构与存在主义于一炉。1907年8月，我们初遇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这位刚通过工程师考试的汉堡青年，正享受就职前的短暂假期。他如时代镜鉴中的标准像：父母双亡却承袭中产教养，栖身蓬勃扩张的港口城市，身后是汉萨同盟的古老荣光，眼前是威廉二世描绘的钢铁未来。
当德国贸易命脉从波罗的海转向大西洋，汉斯的人生轨迹亦被赋予象征重量：汉堡公民身份将他锚定于技术官僚帝国的齿轮中，工程师职业选择则使他成为新秩序冲锋的排头兵。?然而这位“普通年轻人”的疗养院之旅，终在叙述者绵延千页的讲述中延展成七年灵魂历险。直至1914年共享财富，硝烟吞噬弗兰德斯战场的黎明，汉斯的身影消逝于现代性屠宰场——那原定通往人生巅峰的铁路，竟在历史急弯处脱轨坠入深渊。
不久他将回国效力，因为新德国需要海军工程师来“帮助他的国家变得伟大和强大”——目标是从英国手中夺取制海权，并在帝国扩张中与对手竞争。在威尼斯丽都酒店，塔齐奥穿着水手服嬉戏，这并非特例。像许多中欧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孩子一样，他遵循了德皇威廉二世为其子女定下的时尚。这种装扮正是德国海军野心与其地缘政治目标的象征。汉斯在前往达沃斯的火车上阅读的材料（包括那本后来被忽视的《海洋蒸汽船》）都强调了德国对英国技术的依赖。他还发现，军中服役的堂兄正忙于学习俄语。其战略意图是：俄国若能有效牵制英国在太平洋和印度西北边境的力量，德国海军便能在西方海域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魔山》既是一部德国神话，也是对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戏谑颠覆。传统成长小说中，年轻主人公离家踏入世界，通过经历寻找自我。小说开篇描绘汉斯·卡斯托普从汉堡平原到达沃斯高山的旅程，其叙述方式暗示着主人公即将在“新环境”中经历的非凡“发展”。然而，这段旅程的描述充满了神话意象与象征，强烈地暗示：它并非仅仅是地图上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移动，而更像是一次进入某个危险而超凡领域的阈限通道。
虽然故事始于一次“假日冒险”，但汉斯对克劳迪娅·肖夏——这位仿佛是他平原生活反面的俄罗斯病人——的痴迷及其引发的深刻反思，激发了他对生物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新兴趣。同时，进步理性主义者塞特姆布里尼引导汉斯（及读者）广泛接触了具有自由现代精神的哲学与政治思想。
然而，汉斯似乎对塞特姆布里尼的劝导充耳不闻。他逐渐切断了与山下世界的联系（他轻蔑地称之为“平地”），将魔山视作新家。塞特姆布里尼几乎未能利用克劳迪娅缺席的时机对汉斯施加独占性的影响，因为他很快遭遇了一位更善辩、更危险的对手，来争夺这位顺从年轻人在智识与哲学上的忠诚：前“保守革命者”里奥·纳夫塔。这位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犹太裔耶稣会士，比他的意大利对手更热衷于无休止的辩论。
这两位雄辩的对手都扮演着教育家的角色，凝聚了托马斯·曼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对人性和世界的深刻洞察。塞特姆布里尼虽具魅力，但在卡斯托普眼中，他最终沦为一位只会弹奏单一曲调的管风琴手，全然不识其自身的局限。纳夫塔则集多重矛盾于一身：犹太裔、耶稣会士、非理性的鉴赏家、兼具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倾向，其思想底色更贴近尼采的悲观主义，而非启蒙时代的理性希望。若论其思想谱系，纳夫塔的形象可追溯至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等深刻批判现代性的先驱；而塞特姆布里尼身后则隐约浮现着伏尔泰、孔多塞乃至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轮廓。《魔山》的卓越思想性，正系于对这两个复杂人物的精妙刻画与戏剧性对峙。小说中大量篇幅用于描绘思想的交锋，这也使曼被某些评论者冠以“枯燥的思想小说家”之名，仿佛此种写法意味着他对人类情感、激情或悲剧本质的疏离。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些论证与辩论不仅本身充满智性魅力，更是推动汉斯·卡斯托普挣脱其未经省察之天真的核心动力。
小说的核心人物聚焦于汉斯·卡斯托普与其表兄约阿希姆·齐姆森。这对表兄弟在日常生活中是令人心生好感的正直青年，而各自的精神气质则分别呼应了德国文化史上的两个标志性人物谱系：汉斯更接近荷尔德林式的内省与哲思，约阿希姆则承载着瓦格纳式的精神特质。正如瓦格纳的音乐深刻内化了日耳曼民族的灵魂，约阿希姆是一位怀有强烈进取心、荣誉感、自尊心与责任感的青年。他矢志成为一名光荣的德国军人，因而以近乎严苛的认真态度对待生命。然而，正是这份过度的执着加速了他的陨落，使其壮志未酬，英年早逝。约阿希姆病逝的场景堪称小说最富悲剧张力的篇章，字里行间弥漫的庄严肃穆与崇高悲情，其震撼力与深度，或许唯有瓦格纳音乐所特有的那种悲剧性升华方能比拟。
相较于脚踏实地的约阿希姆，汉斯·卡斯托普身上总萦绕着几分凌空虚蹈的气质。他那种自鸣得意地顺应社会规范、对待工作不甚投入的态度，与其说是源于性情上的怠惰，不如说源自一种朦胧的信念：这世界所能给予的回报，似乎并不值得他倾注全部的心力与才华。尽管接受的是工程师训练，其天性却更近于诗人和幻想家——恋爱时宛如歌德笔下感伤的少年维特，沉思时则沉浸于荷尔德林式的诗性冥想。注重实务的约阿希姆对塞特姆布里尼与纳夫塔的唇枪舌剑充耳不闻，汉斯却每每听得入神，兴致盎然。这两人如同汉斯的精神牧羊人，争相要将这只迷途的羔羊引向各自信奉的人生道路。正是这种方向截然相反的牵引，迫使汉斯在分裂的夹缝中寻找自我，构成了小说最具思想张力的反讽图景。每当叙事的笔触行至此处，叙述者便格外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地呈现这场灵魂的拔河。
然而，汉斯真正心仪的既非那位满怀文艺复兴理想的意大利人（塞特姆布里尼），亦非那位将共产主义与中世纪神学熔于一炉的犹太人（纳夫塔），而是气度非凡、威严而破碎的荷兰绅士明希尔·佩佩尔科恩。如果说塞特姆布里尼与纳夫塔共同构筑了汉斯的人文思想课程，那么佩佩尔科恩则最终完成了其至关重要的情感启蒙。纳夫塔的自杀固然终结了汉斯在思想层面的探索历程，但更早发生的佩佩尔科恩之死，已然为其情感体验画上了决定性的休止符。由此可见，汉斯在魔山的七年岁月，远非一场单纯的疾病疗愈，实则是其情感世界与精神版图经历双重拓荒与淬炼的存在论朝圣。
疗养院的生活彻底消解了任何关于告别过往、迈向异质未来的感知。初抵魔山时，汉斯仍带着“平地”的视角，目之所及皆新奇意外，其时间体验尚存一丝“鲜活”的流动感。然而，他旋即被卷入疗养院日常的永恒回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的节奏与仪式刻板雷同，甚至季节的线索也荡然无存，因各类天气在四季中随机闪现。他由此坠入一种悬置的“永恒当下”。病房形同囚笼，餐厅化为浮世舞台，而那位戏称“宫廷顾问”的院长，俨然一位掌控时空牢狱的典狱长。众生百态、世相纷纭，尽数被压缩于这丧失了时间维度的封闭空间。人们“为了秩序”，默许了那些“终归徒具虚文”的规训。疗养院的存在因而深陷于空洞的循环，病人们沉溺于种种消磨时间的琐碎嗜好，日渐蜕变为徒具形骸、游走于虚无边缘的“空心人”。
最终，一战爆发。历经七年的精神洗礼与幻灭，汉斯终于在魔山之上获得了精神觉醒，领悟到“人为了善和爱就不应让死亡统治自己”。于是，他拿起枪，走下山去，投身于表哥未竟的事业，拥抱真实的生活。“……就这样，在一片混乱中，在雨中，在黄昏中，他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小说于此戛然而止，汉斯也最终实现了对精神“魔山”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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